我这辈子工作单位只有一个——海淀医院。从住院医师到主任医师，当了三十三年医生。目睹了海淀医院的巨大变化。现在的门诊大楼、住院大楼高高大大，里面宽敞明亮，现代化医疗设备应有尽有，中央空调供风供暖，四季常温。

　　一九七零年八月我来院时，门诊、病房、药房全在临街的工字型二层小楼里，床位一百多张;后面一座三层小楼，一层是食堂，二层是男宿舍，三层是女宿舍(此楼还在)，一排平房是院部办公室，全院职工二百多一点。远处看海淀医院不算矮小，因它四周不是平房就是空地。

　　当时文革中期“工人阶级领导一切”，造反派掌权，卫生员一度当医院革委会主任。医院的岗位来了个大调个，实行护士当医生，医生当卫生员，个别卫生员当上科室领导。盛行“知识越多越反动”，医院里资深业务骨干，有些被下放到郊区农村，支农，客观上也算好事，他们为农村卫生院的建设起了很大作用，只不过，多一件事——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。有些留在院里当卫生员，内科王修鼎主任就正在当卫生员，我在他的带领下打扫卫生、给住院病人开饭。在不能坐诊的情况下，我只能偷空儿溜到急诊室，看抢救病人。

　　一个危重病人被抬进急诊室，几个医生护士七手八脚地忙起来了。然而，病人越来越重，呼吸困难，神智不清，这时来了一位中年妇女，中等个儿，不胖不瘦，带一副眼镜，步伐轻快，脚下都带着风。接过白大褂，刷刷地穿上，带上听诊器，边检查病人边指导用药，瞩咐护士密切观察血压、呼吸等。医瞩简短而清淅。在场的医护人员都密切配合。大约二十多分钟，病人神志逐渐恢复，喘憋缓解……我想，这人是谁呀!疑惑间有人告诉我，她叫宣清华，本院的内科大夫。刚从郊区医疗队回院开会被叫来参与指导抢救。初见宣清华，她让我佩服。在医院这些年，宣清华大夫对我的影响最大，她实际上是我的导师。她医术高，抓业务。当内科主任和后来当副院长，从来不愿意坐办公室，而是下到第一线，坐诊室，查病房。我们年轻大夫也都希望她下来，真能学到本事。她家住城里，可能是离医院最远的，可是她天天提前半小时，甚至一个小时到医院。她的办法是坐头班车。有主任示范在先，谁还好意思迟到。一年半夜下了瓢泼大雨，早上骑自行车上班，门前马路积水最深处没车轱辘，摊上的西瓜漂得满街都是。我只好返回家，撂下自行车，趟着水去上班。结果迟到五分钟，诊室已经整理得清清爽爽，只有宣主任一个人，她很严肃地对我说：“怎么才来，知道下雨，应该提前点离家”。说完她就继续看病人。我心里这个委屈，一天都不高兴。下班时，宣主任叫住我说：“我刚知道你今天应该休息，还冒雨来上班，我错怪你了，犯官僚主义，向你道歉”。我一听，立刻心里热乎乎地。这是宣主任唯一一次批评我，结局是道歉，感动得我说不出话来。

　　当年医院编制一度实行军事化，内科、中医科、诊灸科每科叫排，加在一起算一个连，一位中医大夫当连长。正赶上“中西医结合”被作为革命口号提得最响的时候，有人提出用罗卜缨子搓心前区，治疗心肌梗塞。我疑惑，嘴快：“这样做病人受得了吗?会搓死人的”!捅娄子了。遭到连里上纲上线地批评，是政治态度问题。还好，没点我的名子。可能我一个小字辈的，不值当。私下里，年长些的大夫们，没少提醒我，少说话，说也不要太冲。不久，军宣队进驻，队长姓万，是解放军三零七医院大夫。立即在全院大会上宣布：医生、护士、卫生员都回到自己的岗位上去，该干啥干啥。回应的是长时间地鼓掌。

　　文革中，最腻歪人的是下班后连轴转政治学习、批判会、讨论会。天天搞，有时开到八、九点。我们年轻医生护士们有吃奶的孩子在家，屁股下坐的哪是椅子，是针毡，心里火急火燎地盼着早点散会。有一次九点多钟才散，天下着大雨，外面一片漆黑。我急了，当着散会人群，哭着骂起来：“天天开这些破会，倒粪似地罗索个没完没了，还让不让人回家”!王修鼎主任过来象哄小孩似地：“别说了，别哭，我送你回家”。当时我住在三义庙，租农民一间九平米低矮小房，房侧路边上有个大粪坑。一路上没有路灯，土路泥滑，坑坑洼洼的，我们深一脚浅一脚地走了半个多钟头才摸到家。王主任感触：“是够困难的啊”!然而，送了我，他还要冒雨走多远路才能到家!王主任老大哥式地关照，至今想来，还觉着温暖。

　　大概是一九七五年“反击右倾翻案风”时，一次政治学习传达文件。我去晚了，一进门，大家说，你来晚了，罚你接着念!我边念边评论，发感慨：‘讲的真好’!旁边的人嗤嗤地笑!念完了，我还要评论，大家齐声：“什么呀，那是供批判的文件”!我顺嘴说下去：“我觉着挺好的”!全体哈哈大笑!

　　当年的海淀医院，医疗设备少，各项检查都按计划分配。如每个医生，每月只能分给四到六张心电图申请单，胃液分析、胆汁引流等等都有定额。记得一位病人要求做心电图，我手中的申请单用完了，病人家属冲着我大发脾气，我只能忍着，耐着性子解释。他们了解了真情，理解了，谅解了，气也就消了。这种情况是常态，每个大夫都不止一次两次遇到，然而，为此而发生医患纠纷的却很少。在仪器设备缺乏的状况下，只能凭扎实的物理诊断基础和实际工作经验、进行诊断和治疗。

　　1980年代初，各科向专业化发展，医、教、研开始启动。年轻医生纷纷外出进修学习。我到北医三院先后参加骨髓形态学、神经内科学等学习班。此后，又脱产、半脱产在北医分院、海淀卫校等单位从事教学四年多。不但提高了本人的业务水平，也为医院接受教学任务打了基础。

　　医院鼓励医生护士写科研论文，因而，各科室的不少论文，刊登在著名医学杂志上、或在全国学术报告会上交流。一次，老院长聂树柏先生，亲自带领我们几个年轻医生参家全国学术交流会。让我代表海淀医院，在会上宣读论文。我有些紧张，老院长说：“大胆地念，我们的不比别人差”!宣读时，他特意坐在第一排，频频点头，不时地树起大姆指为我鼓劲儿。论文读完，全场响起热烈掌声。

　　1980年代，社会上搞福利分房或部分人长工资时，矛盾比较突出。一些心眼儿小、一时想不开的人寻短见，以喝滴滴畏自杀者居多。抢救这种病人，我们都很有经验。医护配合默契，成功率很高。有一天我在急诊室当班，正在给一个病人做检查，突然同时抬进三个喝滴滴畏的人，等我忙乎完这头儿，那边护士们已把胃洗上了，点滴也扎上了。甚至第一批阿托品和解磷定都已注射，由于抢救及时，三个病人全部脱离危险。家属和单位领导都十分感谢。记得参加这次抢救的是李淑贤和田桂玲两位老护士。

　　史桂昌主任家住医院内，晚上经常来关照值夜班的医生护士，并常送些好吃的。端午节送来一饭盒粽子，皮儿都拨好了，大伙抢着吃，香!老内科是个团结温暖的集体，彼此相处如兄弟姐妹。主要是年长些的有大哥哥大姐姐样。

　　1989年医院组建干部病房后，我任该科主任。此时，共青团开展给有卓越供献的老专家、老学者送医、送药的“青年志愿者”活动。郄禄和老先生就医在干部病房，是“青年志愿者”的服务对象，我成为小组的医疗顾问。一九九四年胡锦涛同志作为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常委，春节期间慰问走访郄禄和先生。在郄老先生家里，胡锦涛同志也亲切接见了志愿者小组全体成员。像聊家常一样，询问郄老先生的身体情况、志愿小组工作情况。口气和蔼，平易近人。志愿小组的同志们很受鼓舞。

　　往事如烟，往事如云，忘不了的是，一起共过事的同志们那份纯情、那种友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