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医院里，无论是医生还是患者，“恐惧”都是我们最大的敌人，怎么战胜它呢？让我科栾星仪栾大夫来跟大家说说，让我们与“恐惧”握手言和。

他们面对“恐惧”的表现

医生

对栾大夫来说，“恐惧”可以更具体，对于患者的疾病的治疗，即使有80%的信心，也要担心剩下20%会不会发生，这时大脑会自动把担心推到极致的状况----20%发生了，那么后果如何承担？

家属和患者

对患者来说，所有“恐惧”，若仔细剖析，会是一个极大的人生课题。心脑血管意外、高空坠落、交通意外、跌倒、骨关节手术……这些引起功能障碍的事件，首先要面临疾病的急性期治疗，这对于患者及家属来说，往往是极度“懵圈”的。大夫一次次的谈话，迫使患者或家属迅速用理性做出决定，借助现有的医疗手段，一步步渡过此阶段，一切都是那么的“来不及”，理智压制了“惊慌”。当患者疾病逐渐恢复平稳，很多就迈入了康复科的大门，这时进入到另一阶段----被压入潜意识的“恐惧”逐渐释放。此时的患者家属通常表现出焦虑：患者病情平稳后，便有了更高的期待----醒了能说、能说了能吃、能坐了能站、能站了当然要走起来、走起来还要反应更快……而患者往往表现出悲伤、绝望、抗拒、抑郁等情绪。在康复治疗阶段，由于个体心理阈值差异，对医护人员本身和治疗的信任建立的时间长短不一，所以，正如前文所述，在这个过程中牵涉的所有人员，包括医、患双方，“恐惧”的表现方式不尽相同。

他们都在经历什么样的心理过程？

医生

对于医护人员来说，“专业度”要求我们尽量摒弃预设来面对这个陌生的患者，提供优质服务的同时，不掺杂个人喜好，尽我们所能，采用万无一失的治疗方案，努力获得家属信任，患者喜爱。在治疗上，每位大夫，最想得到的一定是疗效。疗效是一切的基础，信任、喜爱都要建立在这个基础上，所以，素昧平生，医生们担心就接踵而至：治疗方案妥不妥，进行的顺不顺利，各方配合度如何，这个疗程结束之前能不能完成近期康复目标，最终我们面临的是，有没有得到患者和家属的信任------这仿佛作为劳动回报中最具价值和分量的一点。因为我们面临不同病因、职业、阶层、年龄、性格特点的患者，各种担心不尽相同，比如，每一次医患沟通是不是有效的，治疗完成度有多少，在这些过程中有无造成患者或家属误解，造成误解后如何化解……点点滴滴，形成笔者的“恐惧”。

患者

而患者们的“恐惧”更直接，即使言语上不说，行为上表现为各种“紊乱”，“紊乱”是指异于常人状况下的他/她。当然，更多的时候，患者会向你表达任何痛苦，刚刚住院2天的老李说“大夫，我胳膊还是抬不起来”，异常感觉的老张说“大夫，我脚凉”，从不抹润肤露的老王说“大夫，我身上痒痒”，年过花甲的老孙说“大夫，我眼花”……“大夫，我睡不着”，“大夫，我能好吗？”，“大夫，我多久能站起来？”，“大夫，我还能跳舞吗？”……有的症状，是我们可以借助医疗手段来缓解的，但很多时候，医疗层面上我们无计可施，还有一种极端的情况，医疗上有办法，试过之后，患者依然未得到任何缓解，那么，我们可以换个方法再去试试看，但有时结果也不尽如人意。所以说，患者的痛苦，我们很难一一抚平。有些涉及人生重大课题-----归根结底的对“死亡”的恐惧-----人人为之困扰，遑论您的主治大夫。

战胜恐惧

那么，笔者今天为何提到“和解”一词呢？生活中充满了“恐惧”，逃避必然不是上策，除非我们远离现有的生活，远离的方式有很多，可能都无法根除内心的“恐惧”，即使采取极端的方式，偶然因素和必然因果交织繁复，未知、失控同样造成折磨。既然如此，认识“恐惧”本身就显得非常重要，当担心坏事发生时，我们可以问自己，能否承担坏的后果，倘若能，担心就会减少大半，还可以回顾已经过完的人生，就会发现，那些所有自认为熬不过去的时刻，都过去了，接下来的时刻会更艰难吗？不一定。所以，我们无需提前担心。对于患者来说，笔者常常说，你坠落的那一刻，便全都归零，从此后的每一天都比前一天要好，当然，这不意味着盲目自信，要认识疾病本身，还需要我们医护人员客观的分析，交代病情，判断预后。对患者来说，将来能站能走生活自理固然更好，回归家庭回归社会后，同样面对各种挑战，那样的您，怎样生活，倘若后半生只能在轮椅上生活，需要他人帮助，无法完全自理，这样的您该如何生活。而我们康复的意义，笔者认为不仅仅帮助患者最大限度的恢复丧失的功能，回归家庭和社会，还包括如何接纳自己，身体的完整与不完整层面的意义，远远无法和一个健全的人格相比。对于恐惧来讲，我们尽量避免使用“战胜”、“克服”这类词汇，因为这类词汇是你将自己放在“恐惧”的对立面，有“对抗”的意思，小到疾病，自我，大到人与人，家国之间，对抗从来都是“你死我活”或是“两败俱伤”，要想共赢，尝试与“恐惧”握手言和，也许一个拥抱，“恐惧”瞬间消亡。